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毛泽东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在此期间，毛泽东向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党校和团校作了四次有关农民运动的报告，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驳斥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指责；同时，批评了中共湖南区委的一些右倾观点。湖南区委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二月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检讨了前段处理农运中一些问题时表现的右倾错误。从三月五日起，《战士》周刊连续刊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一月四日，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立，委员有谢觉哉、吴鸿骞等。不久，省政府公布了国民党省党部制订的《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南省惩治贪官污吏暂行条例》。各县纷纷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或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湖南民报》、《战士》周刊等陆续披露各地土豪劣绅摧残农运的劣迹。
一月二十七日，湖南全省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五十七个县的一百四十一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根据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妇女运动的工作重点，应从女学生转到劳动妇女方面来，把妇女的特殊利益同国民革命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的意见，制定了妇女运动的计划和策略，提出了加强劳动妇女工作，建立各阶级妇女联合战线的任务。
二月九日，湖南省总工会联合各界人民，举行十万人的反英示威大会，对英国水兵在长沙湘江岸登陆行凶、打伤工人纠察队员八人提出抗议。大会组织了湖南人民罢工委员会，号召湖南海员工人及洋务工人罢工，对英帝国主义进行抵制，并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十一日，湖南省民会议外交专门委员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反英六项要案，斗争发展到要求废除各帝国主义在湖南的各种特权。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致信中共中央，尖锐地提出，党在指导农民斗争中犯了右倾错误。同时指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随后，毛泽东还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汉口政工人员训练班作了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情况的报告，强调党应当支持农民解决土地问题。陈独秀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二月十六日，中共湖南区委发布《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民主政权的通告》，肯定农民争取政权的合理性，强调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乡村联合战线的民主政治。
二月十六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在半年内党员由六千人发展到二万人的建议，中共湖南区委制定了《关于在农民中发展党组织的计划》，要求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多吸收贫农入党。这时，全省有党员六千人，其中农村党员一千七百五十九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出的农运特派员二百零三人中，有共产党员一百八十二人。按照湖南区委的部署，近三十个县开办了农运讲习所或训练班，培训基层农运骨干，并在其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四月间，全省党员人数已达一万三千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到五月中旬，全省党员达二万多人，党的组织发展到六十个县，建立了三十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或县委。湖南成为全国党员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省区。
二月，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部长刘岳峙等拼凑右派组织“左社”，制定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湖南农运计划”，攻击湖南农民运动，反对农村阶级斗争，要求改组省党部，由省党部直接管辖各级农会。“左社”被揭露后，《湖南民报》、《战士》周刊发表文章展开批判。国民党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将刘岳峙等八人开除出党。省政府追查了全省各地的“左社”组织，封闭了他们的喉舌《民国日报》、《大公报》及活动基地三湘、纯德、晨光三所学校。
三月十二日，中共湖南区委发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驳斥“左社”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攻击，赞扬农民革命是“由土豪劣绅专政的乡村到民主政治的乡村”的必经阶段，是“建设乡村民主政治的先导”，论述了农民运动绝没有超越国民革命的阶段，“减租减息还只是解放农民的最初一步”，满足贫农土地要求，实现“耕地农有”正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同时，《宣言》纠正了湖南区委一月十六日《关于阻禁平粜问题的通告》的右倾错误，支持农民的斗争。
三月二十日，湖南人民收回被美国人控制的湖南邮政管理权。接着，收回湘雅医院。四月三日，将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改为湖南人民俱乐部。六日，收回长沙海关，没收大金码头日本人财产。十日，收回岳州海关。澧县、衡阳、岳阳、黔阳、芷江、辰溪、沅陵、零陵、临湘等地，相继爆发了驱逐外国传教士的斗争。湖南人民的反帝斗争又一次掀起高潮。
三月底，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易礼容、凌炳、谢觉哉、隋冰、柳直荀联合署名发布第六四二号训令，明确指出：失业农民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不能打击失业农民；在区、乡农民协会中，失业农民可以当选为执委；不能压抑农民对封建阶级的革命行动，如果土豪劣绅向农民进攻，必须坚决给以回击。
三月底，中共湖南区委发出《为召集省民会议宣言》，指出湖南农民革命已进到参与并管理政权、镇压反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建议从速召集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建立和巩固民众的政权。四月三日，湖南区委为建设民主的新湖南发表宣言，列举了各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勾结反动团防局长、县长和国民党右派摧残农运的罪恶事实，提醒大家不能和平麻痹。要继续在斗争中建设民主的新湖南。
三月，根据中共湖南区委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有武装自卫之权”的精神，省农民协会颁布《湖南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四月中旬，省农民协会通令各县组织农民自卫军，并整顿原有自卫军组织。通令下达后，各地纷纷夺取团防局枪支或接管团防局武装，建立农民自卫军。至五月，全省已有近五十个县组织了农民自卫军。
四月一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举行会议，欢迎第三国际代表罗易，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蔡和森来湖南。蔡和森在会上讲话，希望国民党省党部要注重农运和革命的社会基础，解决好同盟军、革命武装、经济等问题，强调革命武装的根本问题是武装农民。
四月一日，省总工会创办湖南工人运动讲习所。李维汉、郭亮、夏曦、龚际飞、杨人杞（杨东莼）等十多人担任教员。在此前后，衡阳等地总工会也开办了职工运动讲习所，培训工人运动骨干。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政变前后，湖南的反革命势力也大肆活动，四处制造惨案，杀害农民一百多人，重伤三百多人。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十四日，长沙举行大会，声讨蒋介石屠杀工农、破坏革命的罪行，并当场镇压反革命分子。十八日，又组织湖南人民反帝大同盟，推选郭亮、夏曦等四十三人为执行委员，并决定举行反蒋大会。二十六日，长沙举行“湖南人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讨伐蒋介石大示威”，省城各界罢工、罢课、罢市。与此同时，醴陵、湘潭、益阳、南县、汉寿、石门、慈利、华容、安化、衡山，平江、东安、汝城、宁远等地也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
四月十七日，李维汉发表《湖南革命的出路》，鲜明地指出湖南革命已发展到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中心问题，便是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解决了我们革命的出路。”下旬，在中共湖南区委指导下，全省开展第一次农运宣传周活动，发布了宣传纲要，强调土地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存亡问题。这时，各地开始出现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长沙近郊农民协会在滕代远领导下，实行减租，谷物收获农民得十分之七，地主得十分之三，并准备清丈田亩，秋收后分田。长沙县霞凝乡和浏阳县第三区以人口为标准，丈量田亩，插标占田。醴陵、湘潭、益阳、衡阳、湘乡、汝城的一些地方也开始分田。
四月十九日至五月六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和制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夏曦、凌炳汇报了湖南农民迫切要求没收和正在没收地主土地进行分配的情况。会上，不少人只主张政治没收，即没收五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土地。毛泽东根据各省农运发展情况，提出政治没收和经济没收两种解决办法，强调湖南已进入经济没收阶段，应制定单行土地条例。由于意见分歧，会议没有结果。
四月二十一日，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在长沙开办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主任王则鸣，学员三百多人。在这前后，浏阳、醴陵、汝城等县也举办了军事训练班。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李维汉、郭亮、易礼容、夏曦、潘心源、陈佑魁、向钧、彭公达、朱少连、熊季光等组成湖南代表团参加了大会。李维汉、夏曦、易礼容等当选为中央委员，郭亮等当选为候补委员。
四月，湖南农民运动继续发展，全省农会会员增至五百一十八万人。五月，发展到六百万人。
五月一日至八日，长沙召开市民会议，根据省民会议筹备处的部署，民主选举市政府委员。结果都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当选。
五月八日至十九日，在中共湖南区委帮助下，国民党省、市、县特别区党部联席会议在长沙召开，七十六个党部的一百四十多名代表出席。夏曦、凌炳、董维键等分别作了形势、政治、宣传报告。凌炳、谢觉哉还作了“土地问题”、“镇压反革命问题”的专题报告。会议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武装决议案》、《镇压反革命问题决议案》。谢觉哉代表省党部宣布了革命纪律和判处反革命徒刑或死刑的条例。会议决定六月一日召开省民会议，建设民主政治的湖南。
五月上旬，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改名为中共湖南省委员会，李维汉调中央工作，省委书记由夏曦接任。
五月十七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湖北叛变，截断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十八日，临湘土豪劣绅勾结反动军官惨杀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李中和。十九日，益阳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被三十五军强行封闭。同日，三十五军驻长沙留守处缴了工人纠察队十多人的枪枝。三十六军独立三十三团许克祥部唆使伤兵闹事，毒打工人纠察队员。
五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对即将发生反革命事变有所警觉，命令省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进行整顿。省总工会任命袁仲贤为省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省农民协会电令湘南十一个县的农民自卫军全部动员起来，就地自卫。
五月二十日下午，中共湖南省委、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以及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省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在湖南人民俱乐部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宣布全省戒严，由工农武装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义勇队”，交省政府指挥；派人到武汉报告湖南情形；派熊亨瀚等赴岳阳，动员驻岳部队讨伐在湖北叛变的反动军官夏斗寅；电调陈嘉佑部来省防卫；经济委员会尽量维持金库券，凡五元以下，准许现金流通；各团体发通告，组织宣传队，揭破谣言。
五月二十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开会，决定：一、如果事变发生，已经公开了的负责人分路转移，同时派人到中央报告请示；二、由林蔚、彭公达、王则鸣、刘子刚、薛世纶等五人组成秘密临时省委，应付事变。二十一日清晨，夏曦出走。当晚省委再次召开会议，推举郭亮代理书记，并分析形势，估计反动事变有可能发生，确定原先的应变方针和措施不变。
五月二十一日晚，在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特使余湘三策划下，三十六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和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及三十六军留守处的陈其祥等率兵一千多人，分途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农运讲习所、省特别法庭、国民党省党校以及国民党省、市党部机关。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总队奋起反抗，因寡不敌众，遂遭失败。叛军捣毁了上述机关，释放了被关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近三十人。这次反革命政变，史称“马日事变”。
五月二十三日，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在湘潭召集军事会议，制定反攻长沙的计划，并以湘潭县党部、县农会、县总工会等六个团体的名义，向各县县党部、县农会、县总工会发出电报，号召各地集中工农武装，向长沙进发，平定许克祥的叛乱。二十六日，又以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名义下令各地工农武装于三十一日合攻长沙。在林蔚、彭公达、王则鸣、柳直荀等积极发动下，各地工农武装十万多人，开始或准备向长沙进发。长沙北乡农军集中在檀木岭，西乡及部分宁乡农军集结在岳麓山后山待命；醴陵、株洲、萍乡农军及安源工人武装由株洲向长沙进发，前锋已达易家湾；衡山农军开至衡（山）湘（潭）交界的护湘关，部分到达湘潭易俗河；湘潭、湘乡和部分宁乡农军集结在姜畲、云湖桥一带；湘潭锰矿、新化锡矿山的工人武装和益阳、汉寿、常宁、耒阳、祁阳、华容、邵阳等地的工农武装也已出动。由于中共中央对“马日事变”采取和平调解的方针，同意和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派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邓介松、鲍罗庭等来湘调解（谭等行至岳阳，被许克祥的电报吓退），后又下达了等候中央指示和停止进攻的命令。三十日，各路工农武装撤退。浏阳农军因未接到命令，于三十一日上午攻打长沙，持续数小时后得知中央指示，随即撤退。工农武装攻取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
五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右派彭国钧等在长沙建立反革命政权，组织“清党委员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常德、溆浦、衡阳、邵阳、零陵、武冈、祁阳、黔阳、南县等地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大部分共产党的组织、工农团体被摧垮，工农群众获得的政治、经济权利全部丧失，湖南城乡一片白色恐怖。六月初，“清党委员会”下令通缉李维汉、夏曦、郭亮、凌炳等。至六月上旬，仅长沙及附近各县被杀害一万多人，被杀害的党、团组织和工农运动的领导骨干五百多人。青年团湖南省委书记田波扬、湘潭县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等英勇牺牲。
五月二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代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马日事变”情况。在湖南不能立足的部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国民党左派、工会和农会干部，在武汉组织了湖南省、县、市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向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惩处许克祥等反动军官。请愿代表团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真实情形》和《长沙事变经过情形》等，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何键、许克祥等反动军官制造事变、破坏国共合作、惨杀工农的罪行。
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派毛泽东任书记，夏明翰、曹典琦、易礼容、彭公达、何资琛、罗章龙、林蔚、熊季光、龚际飞、翦去病等十七人为委员。新省委成立后，积极与各地恢复联系，计划成立湘南、湘西及邵阳指挥委员会，分别领导各地政治、军事、党务工作。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迅速与省委恢复了联系。七月初，毛泽东被调回武汉，由易礼容代理省委书记。
六月，郴县、宜章、桂东、永兴、资兴等县农民自卫军数百人和广东东江地区农军约三百人，先后撤至汝城，会合汝城农军，共约四千人，在汝城一带继续开展农民运动。七月，中共中央军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到汝城，整编农军，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湖北、湖南问题时，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军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人员可应征入伍。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召开“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实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七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制定《关于目前工作的计划》，分析了“马日事变”后湖南的政治形势，决定：迅速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注意深入农村发展组织，秘密恢复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用各种方式保存武装、取得武装，并秘密地、有计划地开展武装训练，明确提出“上山”主张。此外，省委还计划分片组织十一个特委、七个直属县委，选派了主要负责人，并准备建立湘南军事委员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七月下旬，受中共中央委托，毛泽东起草了湘南工作计划，准备在湘南发动以汝城为中心的起义，建立政权。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毛泽东、郭亮、夏曦、任卓宣组成湘南特委，书记毛泽东，领导湘南秋收起义。
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三日，中共中央发布《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示湖南在湘南地区发动秋收起义，建立革命政权。
八月五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指示立即制定秋收起义军事计划，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以响应南昌起义。同日，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平江、浏阳农军抵达江西新余县涂家埠。当得知起义军已离开南昌南下后，余贲民率领平江农军回湘，在武宁与卢德铭率领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会合，两部在修水休整；苏先骏率领浏阳农军折回铜鼓。这时罗荣桓等率领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到达修水，编为警卫团特务连。
八月七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各地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会上，毛泽东强调我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中共湖南省委派彭公达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彭公达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月九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作出关亍湖南工作的决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由彭公达任书记。会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派，返回湖南，改组省委，领导湖南秋收起义。
八月十六日，中共湖南省委在彭公达主持下召开会议，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十八日，毛泽东到会。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改组省委，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等九人为委员，彭公达为书记。此时，全省有党员约五千人，省委与湘南特委及长沙、湘潭、浏阳、平江、安源、醴陵等三十一个县（区）的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八月十八日起，中共湖南省委连续召开会议，制定秋收起义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问题。会议确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等县和安源的湘中起义，建立工农兵政权，“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与国民党“相对”。会议讨论了《土地纲领草案》，草案中规定“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协会按“工作能力”与“消费量”两个标准进行分配。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的报告后，召开常委会，讨论湖南工作问题。会议原则肯定湖南省委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湘中起义计划，但对计划中偏重于军事力量以及“放弃湘南”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坚持要在长沙、湘中、湘南同时发动起义；并指出，在土地问题上，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没收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接着，中央发布《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示湖南省委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名义，从九月十日开始，发动全省起义，起义成功后，即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并规定部队番号：乡村称农民革命军，城市称工人革命军，合称工农革命军。
八月下旬，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负责人余洒度，与平江农军负责人余贲民等，在江西修水县山口镇召开会议，决定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番号作掩护，暂驻湘赣边界，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警卫团改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平江农军补入第一团；浏阳农军改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后余洒度又收编了滇军王天培辖下的邱国轩部为第二团。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确定集中力量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动起义。会议决定成立起义领导机关：一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一是由各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会后，毛泽东赴湘赣边界组织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秋收起义。途经株洲时，布置朱少连、成仲青（陈永清）等在发动起义时破坏株萍铁路。同时，省委派何资琛参加鄂南指挥委员会，领导鄂南至岳阳间的农民起义；派夏明翰、李六如赴平江发动起义。
九月一日，彭公达赴汉口向中共中央报告秋收起义计划。中央随即召开关于湖南秋收起义的特别会议，作出《对湖南暴动应注意几个问题的指示》，责令中共湖南省委坚决遵照中央计划执行，“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
九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地方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正式成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指挥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并决定将党所掌握的武装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辖三个团：一、三团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为基础组成；二团由安源工人武装以及萍乡、醴陵、衡山、莲花农军组成，团长王新亚。会议还确定起义时的军事行动计划：第一团从修水出发，进攻平江；第二团从安源出发，进攻萍乡、醴陵；第三团从铜鼓出发，进攻浏阳。各团得手后，立即会攻长沙，夺取省城。会后，毛泽东赴铜鼓。起义前，余洒度将邱国轩部编为第四团。
九月五日，彭公达返回长沙，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决定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起义，十五日长沙起义。八日晚，彭公达、易礼容发布《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
九月九日，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铁路工人首先破坏长（沙）岳（阳）和长（沙）株（洲）铁路，切断敌人交通要道。同日，余洒度率领第一团和第四团自修水出发，向平江进军，行至金坪时，第四团叛变，第一团遭受突然袭击而失利。十日，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先攻萍乡未克，改攻老关，得手后乘胜攻克醴陵县城。因敌重兵压境，撤出醴陵，攻克浏阳。后因麻痹轻敌，陷敌重围，突围中全团星散。十一日，毛泽东率领第三团从铜鼓出发，向浏阳进军，先取白浊，后占浏阳东门市。十四日，敌人反扑，因敌众我寡，部队撤至上坪。当晚，毛泽东在上坪召开第三团干部会，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随即，通知各团到浏阳文家市会合，并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起义。
九月十五日，中共湖南省委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停止长沙起义。十九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责令继续执行原定的长沙起义计划，并派任弼时为中央特派员，来长沙指挥省委执行中央计划。
九月十九日，秋收起义部队一、三团及二团余部会师浏阳文家市。当晚召开前委会议，讨论进军方向。余洒度等主张夺取浏阳县城，直攻长沙。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将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找个歇脚的地方，保存革命力量。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二十日，毛泽东、卢德铭率部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二十五日，部队在江西芦溪遭到敌人伏击，损失很重，卢德铭牺牲。
九月中旬，在中共湖南省委统一部署下，湘中、湘南、湘西及湘北相继发动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十一日，滕代远、殷美琮等领导长沙河东、河西两区农民起义。十一日晚，醴陵四乡农民起义。十二日，朱少连、涂正楚、成仲青等领导株洲农民起义。二十日晚，平江农军一千多人在县委率领下攻打县城，攻城后组织了三支游击队。二十七日，由宜章、汝城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占领桂东县城，宣布起义，并乘胜向汝城进军。邹资生、刘革非等分别在澧县、华容等地领导农民起义，并组织了游击队。常德、桃源、石门、麻阳等县也相继发动了农民起义。
九月二十七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鉴于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暂不执行中央关于长沙起义的计划。会议讨论通过了《湘省今后工作计划》；改组了省委，书记仍为彭公达，军事部长李子骥，农民部长向俊奇（向钧），组织部长林蔚，工人部长李运钧，宣传部长罗章龙，秘书长蔡以忱；并决定派夏明翰到常德主持湘西起义，派易礼容到衡阳主持湘南起义。
九月二十九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将部队进行改编，缩编为一个团，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同时，决定在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并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为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十月三日，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前委召开扩大会，决定在罗宵山脉中段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派何长工返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中旬，部队到达酃县水口，在士兵中发展了赖毅、李恒等六名党员，在连队正式建立了党支部。
九月，中共湖南省委为贯彻落实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发动湘北地区的秋收起义，决定成立以南县为中心的南（县）华（容）安（乡）特委，由杜修经任书记。杜修经到南县后，着手恢复南县、华容、安乡等县的党组织，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十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调回任弼时，改派罗亦农、王一飞来湖南。二十四日，罗亦农、王一飞在长沙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通过了《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对中央“八七”会议以来的省委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批评，决定立即发动全省第二次起义，并将全省划分为长沙、湘南、湘西、湘西南四个起义区域。会议再次改组了湖南省委，新省委由十八人组成，书记王一飞，常委任卓宣（负责宣传）、何资琛（负责组织），工委书记杨福涛，农委书记潘心源，军委书记余洒度（后为黄鳌），妇委书记郑杰，秘书长李子骥。同时决定整顿与恢复各级党组织，重新登记党员；各行动委员会一律解散，只设湘南特委、湘西特委、湘西南特委，相中各县直属省委领导。
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转战到达茨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次年二月，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全国革命斗争树立了一面旗帜。
十月，长沙河西农运领导人叶魁领导的复仇大队，改称工农革命军长沙独立一团，团长叶魁。至次年春，队伍发展到二百多人枪，在长沙河西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给省城敌人造成很大威胁。队伍坚持了两年零九个月，后叶魁等领导人被捕牺牲，队伍被打散。
十一月上旬，彭公达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在常德召开湘西党的负责人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彭公达为书记的湘西特委。特委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常德、汉寿、桃源、澧县、临澧、石门、慈利等县党的组织。次年一月，特委工作又扩展到沅陵、辰溪、溆浦，麻阳、芷江、大庸、桑植、永顺等县。
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错误地认为革命形势仍在高涨，要求继续进攻，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反对退却。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中的指导“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给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撤销了毛泽东，彭公达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并撤销毛泽东、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的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十一月十七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布《湖南省委暴动政纲》和《湖南省委暴动计划》，指示各地准备第二次起义。下旬，省委组织了以任卓宣（后叛变）为书记的宣传委员会，加强宣传鼓动工作。
十一月十八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随后，成立中共茶陵县委，书记陈韶。二十八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主席谭震林。十二月，毛泽东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十一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转战广东、湖南、江西三省边境地区。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朱德在湘南汝城县召集湘南、粤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在湘南、粤北地区发动农民武装起义。
十一月，中共湘西南特委成立，书记贺恕，领导宝庆城区、锡矿山、武冈三个特区委（次年初，宝庆城区特区委改为邵阳县委，武冈特区委改为武冈县委），后又成立龙山（现属新邵县）特区委。湘西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精神，准备发动湘西南地区的年关起义，因党组织遭受破坏，起义未成。特委机关撤至龙山。次年七月中旬，特委机关遭到破坏而停止活动。
十二月初，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兵士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组织湖南工农兵临时委员会，领导全省第二次起义，委员会由郭亮、杨福涛等九人组成。十二月七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七日至十日开始起义。
十二月五日，中共安源市委改组，书记郭炳坤。十一日，领导安源工人举行起义。十六日，郭炳坤等四人牺牲，起义失败。
十二月十日，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召开党和军事负责人会议，决定当晚发动起义。晚七时，由第一纱厂二百多工人组成的敢死队，首先炸毁了北门光华电灯公司，随后攻克了新河警察署及新河火车站等。因准备仓促，配合不好，加上敌人早有准备，起义失败。史称“灰日暴动”。随后，敌人进行血腥屠杀，省委及长沙市委遭严重破坏，省委书记王一飞、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以及曾华湘、夏博文、邓兆康、欧阳燮等二十多人被捕，先后就义，革命群众牺牲一百多人。这时全省仍有县级组织三十多个，党员总数约六千人。
十二月，中共湘南特委在衡阳召开会议，研究执行省委起义计划。会议决定成立湘南行动委员会，加强对武装起义的组织和领导，书记何寅修。会后，特委抓紧组织农民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