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一日至十九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由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大会通过的宣言中，重申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夏曦、易礼容等代表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出席大会。毛泽东、夏曦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并担任宣传部代理部长。会上，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退让，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监委时，国民党右派占了绝对优势，为后来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一月二十一日，中共湖南区委与青年团湖南区委合办的党校在长沙开学，校长曹典琦。学员五十六人，学习半月，设有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民运动、职工运动等课程。
一月下旬，中共湖南区委联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工团联合会等四百五十七个团体，向社会各界发表了《对于最近时局之通电》，提出“国民自决”十二条，号召各阶层人民一致起来打倒奉、直系军阀，驱逐赵恒惕；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由广东国民政府联合国民革命军及一切反帝、反封建势力，组织委员制的中央国民政府。
二月十日，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省学联就湖南雪耻会纠察队员被英国人打伤一事，邀请各公法团体代表开会，成立以张坦然、熊亨瀚等七人组成的反英讨吴（佩孚）行动委员会，并决议：驱逐英领事出境；警告赵恒惕政府，不得偏袒英领事；致电广东国民政府，请求迅速出兵北伐，讨吴驱赵。湘潭、醴陵、平江、湘阴、衡山、衡阳、邵阳、岳阳、临湘等地，相继组织了反英讨吴委员会，支持讨吴驱赵斗争。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积极准备北伐战争，指出党在北伐中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要求在北伐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群众工作，支援北伐。中央还派遣伍中豪、乐天宇等十多名湘籍干部回湖南工作。
二月二十六日，中共湖南区委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在报上刊登启事，驳斥湖南孙文主义学会所谓“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清厘党籍事务处紧要启事”，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湖南区委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了有陈昌、熊瑾玎、罗学瓒、姜梦周、曹子恒等参加的湖南三民主义学会，维护和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二月，为了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加强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国民党中央在广州举办政治讲习班，主任李富春。中共湖南区委通过各种渠道，选派了段德昌、黄克诚、曾希圣等前往学习。讲习班学员四百一十六人，其中湖南籍的有三百八十四人。
三月初，中共湖南区委先后派夏曦等去衡阳，争取唐生智参加反吴驱赵联合战线。九日，按照湖南区委的部署，国民党省党部在长沙召开市民大会，通过了打倒赵恒惕、废除省宪法、取消省议会、启封被赵恒惕封闭的一切革命团体等二十四项主张，成立以熊亨瀚、夏曦、郭亮、曹子恒、曹羽仪、杨纯一等组成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领导反英讨吴驱赵斗争。湘潭、宁乡、衡阳、衡山、醴陵、攸县、邵阳、岳阳、临湘、湘阴、平江、常德等地积极响应。十二日，赵恒惕被迫发表“去职通电”。二十五日，唐生智在长沙就任代省长职务。
四月一日，中共湖南区委发表《对湖南政局宣言》，指出唐生智政府必须加入革命阵线，拥护国民政府，保护民众政治自由和经济利益，才能取得讨吴伐叶（开鑫）战争的胜利。
四月中旬，吴佩孚令叶开鑫部进攻湖南。二十四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召开讨吴市民大会。夏曦、徐特立发言，号召各界人民积极参加讨吴伐叶战争。长沙近郊二万农民也参加了市民大会。湘潭、醴陵、平江等地秘密农民协会也在这时公开，组织农民支持讨吴伐叶战争。五月二日，叶开鑫部占领长沙，唐生智部退往衡阳。
四月三十日，长沙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长沙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廖长顺。大会通过了中共湖南区委起草的《湖南省农民协会暂行总章》。总章规定，在省农民协会未成立前，长沙县农民协会代行省农民协会职权。
五月三日，毛泽东接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中共湖南区委选送了隋冰、余贲民、谭思聪、王一分（王首道）、谭天明、朱子和、陈昌厚等三十六名党、团员和农运积极分子参加学习。九月中旬，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结业，隋冰等同到湖南，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身份，先后被派往岳阳、平江、茶陵、祁阳、湘乡、酃县等地领导农民运动。
五月二十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从广东肇庆出发，经广州挺进湖南，援助唐生智。独立团在攸县渌田首战告捷。六月二日，唐生智在衡阳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随即成立湖南省临时政府，唐生智任主席。
七月一日，贺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驻防沅陵。八月三日，贺龙率部进入常德。六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通电参加北伐。不久，北伐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率领宣传队员三十多人到达常德，协助贺龙加强部队政治工作。
七月十一日，北伐军进入长沙。十六日，省工团联合会、省学联、长沙县农民协会等团体，组织五万多人举行欢迎北伐军大会。八月十九日，北伐军攻下平江。二十二日，占领岳阳、临湘。至此，吴佩孚、叶开鑫部，被全部赶出湖南。在北伐中，中共湖南区委所属各级党组织与各革命团体，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组织侦探队、交通队、疑兵队、运输队、宣传慰劳队、冲锋队等英勇参战，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在湖南的胜利进军。北伐军进至平江时，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三、四千工人支援，全歼吴佩孚精锐陆澐旅。醴陵泗汾、平江献钟、临湘等战役，都得到工农援助而取胜。
七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省党部机关报《湖南民报》创刊，谢觉哉任主编。
八月六日和十八日，中共湖南区委根据中共四届三次中央执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对于时局的主张和北伐军进入湖南的新形势，两次发表对湖南政局宣言，强调革命政府应该维护民众利益，革命军应与民众相结合，各革命阶级应提出目前政治、经济的共同要求，作为奋斗的目标。宣言还提出保护人民利益的三十四条政纲，号召民众结成工农商学符界大联盟，进而召集乡民、县民、省民会议，发布政纲，伸张民权，为召开国民会议作好准备。
八月十六日至九月五日，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中共湖南区委向大会致信祝贺，希望国民党考虑如何扩大、巩固联合战线和提倡革命民权问题。大会接受中共湖南区委贺信和八月六日、十八日对湖南政局宣言的精神，发表了扶助工农运动的宣言。大会选出省党部执委十五人，候补执委九人、监委五人，其中共产党员有夏曦、周以栗、易礼容、熊亨瀚、谢觉哉、王凌波、黄颐、蒋兆骧、董维键、刘春仁、戴述人、何叔衡、陈茀章等，国民党左派有凌炳（后加入共产党）、李荣植、吴鸿骞等，书记长王凌波。工人、农民、青年、妇女部长分别由凌炳、易礼容、周以栗、黄颐担任。此时，全省有国民党特别党部五个、市党部四个、市党部筹备处三个、县党部二十七个、临时县党部四个、县党部筹备处二十三个。各级负责人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八月二十六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南省总工会，郭亮任委员长。此时全省已有宜章、衡阳、浏阳等地总工会，常德、南县、醴陵等地工会筹备处。九月一日，长沙总工会成立。中共湖南区委在《庆祝湖全省总工会及长沙总工会成立的信》中，号召工人阶级与农民建立坚固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作顽强战斗，以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
九月二十五日，湖南农工商学大联合委员会成立，执行委员有郭亮、陈伏泉、贾荣吉、黄颐、张惟一、易礼容、张汉藩、柳直荀、熊亨瀚等十五人，候补执行委员有庞人侃，郑杰（刘英）等五人。当日，举行了湖南人民反英大示威，推举熊亨瀚、陈伏泉等递送致英领事通牒，对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惨案”提出抗议，宣布对英经济绝交。参加示威的有二百三十多个团体，二万多人。
十月一日至十三日，中共湖南区委在长沙召开第六次全省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二十七人，代表党员三千七百一十四人。大会讨论了国民革命政策的运用、农民运动、省民会议运动、党的发展等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和宣言。大会认为，国民革命的全部基础，在全部民众；革命的全部工作，是为实现革命的民权。要求唐生智政府将地方政权交还人民，积极扶植人民团体的发展，实现乡村自治。大会提出要把工人农民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作为发动工农群众为自身利益奋斗的政纲。大会还通过了湖南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案，认为共产党不应包办国民党的工作，应逐渐退到在野党地位，扶助国民党左派，帮助他们在城乡小资产阶级中发展新生力量。这次大会反映了湖南区委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着右倾思想。
十月至十一月，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全省农民运动开始进入高潮。千百万农民组织起来，向不法地主、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进攻。据十一月统计，全省七十五个县中，有农民协会组织的达五十多县。其中四十八个县有县农民协会（正式县农民协会二十八个，筹备处二十个）。会员总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多人。四十五个县的农民协会由共产党领导，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约七百人。与此同时，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省总工会拥有地方工会及产业工会五十二个，会员三十二万六千多人。
十一月七日，中共湖南区委公开邀集省城二百八十多个公法团体，组织四千多人赴苏联领事馆，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晚上，举行提灯游行大会，参加的达数万人，其中有近郊农民五千人。这天，凡有共产党组织的县，都举行了庆祝会。
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大会电请毛泽东回湘“指导一切”。毛泽东回湘后，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李维汉作了《中国共产党与农工阶级》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两个大会完全接受中共湖南区委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维护工农利益的主张。全省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统一工人运动、劳工保护、工人武装自卫等十七个决议案，选出了湖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委员长郭亮。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减租减息、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和农民政权等四十个决议案，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工、农两个代表大会的召开，对全省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十二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错误的形势分析，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这次会议，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发展的标志。会后，中共湖南区委传达、执行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认为；湖南农民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动，是由于各级农会中无地或少地的贫农专政，即所谓“流氓”、“地痞”掌权。省农民协会根据中共湖南区委的意见发出布告，规定乡农会执行委员，必须是耕地的农民、专营手工业或体力劳动者，其他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区农会的执行委员，五分之三须属真实农民，五分之二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在行动上表现能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地痞”性的人不能当选为执委。次年一月十六日，中共湖南区委又发出《关于阻禁平粜问题的通告》，片面列举阻禁平粜的危险。这些措施，打击了贫农的革命积极性。
十二月三十日，中共湖南区委举办训练班，将参加工、农两个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员留下进行训练，邀请毛泽东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
本年内，全省有十四个县（区）成立了中共地方执行委员会或县委，有二十七个县或地区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或支部。有十三个县建立了农民武装。长沙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总部，并由省政府发了枪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