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大屠杀凶手的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这是纪录片《我的纳粹遗产》中的第一句话。 出生于1939年的尼克拉斯·弗兰克，不得不用一生的时间面对这个提问。 尼克拉斯的父亲汉斯曾任纳粹德国驻波兰总督，他把这个国家变成了屠宰场，人称“波兰屠夫”。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在波兰的集中营里遇害。汉斯曾夸口：“如果每杀7个犹太人就贴一张海报，那么就算伐尽波兰的森林，也造不出那么多纸！” 尼克拉斯记得童年时跟母亲一起购物的情景。他们驱车穿过贫民区，母亲为自己挑选皮草和围巾。犹太商人们看到这位“皇后”，抢着把最好的皮草卖给她，只求得到后者“宽恕”。 年幼的尼克拉斯穿着黑白相间的昂贵套装，和保姆一起坐在奔驰车后座上。“人们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们。我向一个男孩吐舌头做鬼脸，他转身走开了。”他回忆道，“我觉得自己赢了，得意地笑着，但保姆悄悄把我拉回座位。”
这段混杂着幼稚和残忍的记忆，让如今的他深感不安。 父亲留给尼克拉斯的记忆大多是苦涩的。只有一次，他在城堡的浴缸里洗澡，父亲走进浴室刮胡子，把一点肥皂泡沫抹在他的鼻尖。这是他唯一能回忆起来的父子间的温馨时刻。汉斯与妻子感情不和，也不喜欢尼克拉斯，甚至不相信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尼克拉斯告诉英国《每日邮报》，父亲多次带着他观看纳粹士兵折磨集中营里的囚犯。瘦骨嶙峋的犹太人骑在驴背上，纳粹士兵抽打驴，他们便被狠狠地摔到地上，再慢慢爬起来，艰难地爬上驴背。尼克拉斯记得，看到这一幕，父亲轻轻笑出了声。 作为“战争儿童”中的特权者，尼克拉斯享受了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但他鄙视和厌恶父亲，说他是“卑鄙小人”“希特勒狂热分子”。他十几岁时的画作上，满是被害者的惨状。 “我反对死刑”，他曾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但我的父亲罪不容赦。” 1946年，汉斯在纽伦堡审判后被判死刑。尼克拉斯把父亲的遗像放在钱包里，时时提醒自己过去的罪恶。 他始终无法摆脱有关父亲的记忆，“我一生都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他不时梦见集中营里成堆的尸体：“我的国家永远无法摆脱过去，这段历史还没有结束。” 作为纳粹军人的后代，81岁的蕾妮体验过相似的羞耻感。 因为营养不良，她小时候被送到瑞士的姨妈家。姨父是家具商，家里总是充斥着一股皮革味，客厅里放着漂亮的沙发，上面摆着很多小册子。 趁着姨妈去苏黎世，她偷偷翻看了那些小册子。当意识到上面记载的是关于集中营的内容时，她遭受了人生中最严重的打击。有人在街上当众抽她耳光，大喊“你这个可恶的德国佬”。蕾妮痛哭流涕，却无言以对。
2岁的汉尼洛尔记得母亲去世前后的每一个细节。 那天，母亲突然腹痛难忍，等了很久才有邻居把她送进医院。医生说，她的阑尾破裂，唯一能救她的只有盘尼西林。战争时期，普通人在黑市上才能弄到这种珍贵的药物。汉尼洛尔的姑妈想办法买到了药，但已经来不及了。 奄奄一息的母亲被丢在医院的走廊，被腐肉的气味包围着。她说自己口渴，汉尼洛尔急匆匆地跑到商店，设法买柠檬水。柠檬水终于买到了，但母亲离开了。 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乱世，死亡司空见惯。许多“战争儿童”在追忆往事时，试图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描述死亡。 82岁的沃纳说，一天，自己发现大门前有一具尸体。那个人试图藏进一幢废弃的建筑，但还是被纳粹士兵拖了出来，处以绞刑。遗体在沃纳家门口躺了好几天，孩子们毫不畏惧地在一旁玩耍，还把鹅卵石扔进死者嘴里。 遗体被草草掩埋，没过几天，一辆卡车开来，把遗体从路边的土坑里挖出来运走。沃纳和小伙伴好奇地围在一旁观看。那天吃午饭时，他突然想到尸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和暴露在外的骨头，随即想要呕吐。